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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红色记忆——纪念中国共产党建立90周年”特别报道

   编者按: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90年征程岁月峥嵘,90年征程金光灿烂。党的奋斗足迹,给我们以启示、鞭策和力量。汕头,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曾留下众多老一代革命家的光辉足迹。本栏目现根据有关报道,以人物访谈、事件回顾、大事记等形式,带领读者回到当年的红色年代,了解周恩来在潮汕播下的革命火种、中共汕头特支首任书记杨石魂的光辉事迹;同时,也与读者一起来到汕头老街抚今追昔,寻访遗留下来的革命旧址,感受我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魅力。

 

                       “潮汕七日红”:中共在潮汕建立首个红色政权
   84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随后,起义军南下挺进潮汕,并建立了红色政权。起义军从1927年9月24日到汕头,至9月30日撤退,为时只有7天,潮汕群众把这革命的7天亲切地称为“七日红”。这段历史虽然短暂,但在潮汕革命史上起着重大的作用。近日,记者采访了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黄学盛,请他讲述“潮汕七日红”的前前后后。
   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负责起义事宜。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两万余人,发动了南昌起义。8月3日起义军开始撤离南昌,南下广东。这是中共中央的既定决策,任务是先得潮汕、海陆丰,次取广州,建立工农政权,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
   部队离开南昌时,中共中央即致函广东省委:“即刻以全力在东江接应。”为此,省委制定了暴动计划,并于8月20日派省委秘书长赖先声到汕头组织暴动,成立了潮梅暴动委员会,负责指挥东江地区的策应工作。汕头市也成立了暴动领导机构——汕头市革命委员会,赖先声为委员长,市委书记黄居仁等4人为委员。同时,做出了组织800名工农武装等6项决定。此后,汕头市及潮汕各县迅速恢复了党组织和工会、农会组织,发展壮大工农武装。从8月下旬至9月中旬,潮汕各县的农民自卫军或发起攻打县城,或袭击区署、警署;潮汕铁路工人配合沿线各乡农会破坏铁路,阻滞敌军的运输;汕头市全市商店罢业,市井一片萧条;各地革命群众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号召打倒国民党军阀政府,欢迎起义军进入潮汕。
   广东是蒋介石集团的战略后方。当蒋介石获悉起义军推进广东的军事意图后,便急令坐镇广州的李济深调兵遣将,阻击起义军。李济深调集大军三四万人于粤北,分别委任范石生、黄绍竑、钱大钧为左、中、右三路大军的总指挥,令率部克日兼程,开赴赣南。起义军沿途浴血奋战,击溃敌黄绍竑、钱大钧部,于9月19日进抵广东境内的大埔县三河坝。此时,总兵力仅有1万余人。虽兵员锐减,但将士斗志昂扬。前委决定,留朱德带2700多人扼守三河坝,牵制梅县方向之敌。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主力8000人挺进潮州和汕头。9月23日下午,起义军占领了潮州。24日,成立了潮安县革命委员会,当天在西湖举行欢迎起义军大会,会场人山人海,欢声雷到。
   起义军进入潮州的消息传到汕头后,23日下午,杨石魂以汕头市总工会委员长的名义发布紧急通知,号召全市工友响应起义军进城。当晚,工人武装经过激烈的战斗,占领了各区警察署,旋即合力围攻市警察总局。杨石魂从市郊月浦乡率数百农军入城增援,敌人凭借武器精良负隅顽抗。24日晨,起义军前锋进入汕头市区,与工农武装并肩作战攻下警察总局。24日下午,前委及革命委员会成员和贺龙、叶挺等抵汕,设总指挥部于大埔会馆。即日宣告成立汕头市革命委员会,赖先声被委任为委员长。25日,汕头市上万群众在牛屠地隆重集会欢迎起义军。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先后在大会上讲话,鼓励工农大众奋起斗争求解放。会上群情激昂,欢迎起义军的口号响彻云霄,有许多工人当场要求加入起义军,场面十分感人。乘起义军进占潮州、汕头的声威,澄海县部委两次组织农军攻打县城。26日,在起义军一部的协助下取得了胜利,28日成立了澄海县革命政府。
   起义军占领潮汕后,国民党急忙从潮梅和广州调集十多个团共3万余人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压向潮州、汕头和三河坝,起义军处于数倍于己的敌人合围之中。从9月27日起,起义军在揭阳的汾水、潮州的竹竿山、葫芦山,大浦三河坝的东文部、笔枝尾山和汕头市的市区,与强敌展开了殊死的战斗。终因寡不敌众,于9月30日下午先后撤出了战斗,领导机关和部分主力向海陆丰方向转移。突围出去的起义军一部1300多人转战后进抵海丰,整编为工农革命第二师(后改红二军),在东江一带开展武装斗争。另一部1000多人在朱德的带领下,沿闽粤赣边境进入赣南,于1928年4月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从南昌起义军进占潮汕帮助当地建立红色政权,至10月1日前委撤离汕头,刚好7天时间,这段日子被群众称为“潮汕七日红”。
   起义军撤离潮汕时,潮汕党组织全力以赴组织群众做好善后工作,尽力减少部队的伤亡损失。一是接应起义军主力撤退,当向导,征用民船运送部队过江,安排食宿,筹集给养。二是收容、医治、护理、转移起义军伤病员。三是护送前敌委员会委员、起义军领导人和革命委员会成员撤离潮汕。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贺龙、叶挺、刘伯承、张国焘、谭平山、林伯渠、吴玉章、郭沫若、廖乾五等在当地党组织的组织和安排下,分别从陆丰的金厢、甲子、碣石和惠来的神泉乘船赴香港。
   黄学盛认为,南昌起义军在潮汕虽然因强敌合围而失败了,但其进军潮汕的意义和影响是十分深远的。首先,起义军进军潮汕,消灭了敌人有生力量,重创了国民党军队,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潮汕地区的统治。其次,起义军留下一批军事骨干和武器弹药,为潮汕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组建红军和创建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有力条件。另外,起义军帮助当地人民建立红色政权,提出“实行土地革命”、“一切权力归工农市民”等口号,使劳苦大众深受鼓舞,看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希望,从而激发了投身革命斗争的巨大热情,推动了潮汕地区土地革命战争的开展。

 

                          周恩来指导创建潮汕第一个党支部
   翻开《中共汕头市区地方史》细读第一章《中共汕头地方组织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可以发现,在战争年代,周恩来同志就与汕头结下了不解之缘。正是他,亲自播下了潮汕地区的革命火种。
   潮汕大地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汕头市特别支部,是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关怀下于1925年3月创建的。1925年2月,他参与领导国民东征联军讨伐盘踞在东江的军阀陈炯明,每到一处,都非常注重党的组织建设。当东征军初入海丰时,他就关心过问当地党的情况,并把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吴振民、李劳工留在海丰协助彭湃建立起海陆丰党支部。由于潮汕长期受反动军阀统治,东征前汕头没有党的组织,只有个别党团员来汕秘密活动。周恩来和驻军尚在揭阳时,就指派共产党员罗振生、黄锦辉来汕头做宣传工作,为党的创建制造舆论。
   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胜利,为党、团组织在汕头的建立扫清了障碍。在指派共产党员来汕做宣传工作的同时,周恩来加紧与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相议,要利用东征军在潮汕胜利的有利时机,尽快派人来汕组建党团组织。在周恩来和陈延年的直接领导下,汕头市建立党、团组织的各项工作迅速展开。3月12日,共青团广州地委召开会议,听取了团地委训育部主任杨石魂关于潮汕状况的报告后,决定将杨石魂、廖其清、宋青3人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负责筹备汕头党团建立的工作。会后,陈延年率杨石魂、宋青等人来到汕头,于3月中旬在汕头市创建了中共汕头特别支部,杨石魂被委为首任书记,同时共青团汕头支部也告成立,廖其清任团支部书记。其时,因周恩来率军在五华、兴宁一带督战,未能出席会议,但随后即派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共产党员鲁易、周逸群、罗振生、陈恭等人协助中共汕头特支的有关工作,增加了地方党的领导力量。同年5月21日,东征军决定回师广州平定军阀杨希闵和刘震寰叛乱时,周恩来又将鲁易留下,与地方的杨石魂、廖其清、宋青、赖炎光、方临川等共产党员一起坚持秘密斗争。中共汕头特别支部是潮汕地区第一个党支部,由于当时潮汕各地仍未建立起党的组织,中共汕头特支负起了指导潮汕各地革命工作和组织领导的重任。从此,汕头人民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进行第二次东征,彻底推翻了军阀陈炯明在东江的统治。同年11月21日,周恩来出任东江各属行政长官,统辖惠(州)潮(汕)梅(州)所属县(市)政务,在周恩来主政东江时,潮汕各地党团组织得到很大发展,潮安、普宁、揭阳、澄海等县先后建立了团支部,潮安揭阳建立了党组织,汕头市也在铁路、海员、建筑、轮渡等单位和机关团体中建立起一批党的基层支部。随着新形势的发展,中共汕头特支已不适应革命要求。周恩来同志电告中共广东区委,建议在汕头设立地委一级机构,领导全潮梅地区党的工作。中共广东区委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决定成立中共潮梅特别委员会。12月5日,中共潮梅特委成立。这是在周恩来同志直接关怀下成立的潮汕兴梅第一个中共地委。1926年春,中共潮梅特委改称汕头地委。

   数千里“红色交通线”直达苏区
   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上海和中央苏区之间有几条秘密交通线,其中有一条担负着党中央从上海到苏区的转移任务,它就是人们称颂的“红色交通线”。这条通向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活动于国民党统治区,战斗在白色恐怖之中,却自始至终不受破坏,成为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线,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也是我党秘密斗争的光辉业绩。
由中共汕头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红色交通线》以及《中共汕头市区地方史》两本书,以文献材料、回忆录、调查材料及有关文章,娓娓讲述了这条“红线”的故事。
   “山重水绕路儿长,红色交通一线穿”
   1930年,中央作出将党中央领导机关转移到苏区的决定。为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于1930年秋冬间,由中央交通局开辟了一条由上海—香港—汕头—大埔—青溪—永定进入苏区的交通线,蜿蜒曲折长达数千里路。
   这条红色交通线路的建立,沟通了党中央和苏区的联系,传送党中央和苏区之间来往的文件,运送苏区急需的物资和党的经费,并担负着护送党的领导干部的任务。当时,中央苏区的物资极端缺乏,在周恩来同志的部署下,红色交通线为苏区运送了数以千吨计的药品、枪械、无线电器材、纸张和食盐等物,支援苏区的革命战争;从1930年到1933年,党中央领导机关转移期间,共有200多位领导干部经红色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可谓是“山重水绕路儿长,红色交通一线穿”。
   汕头交通站曾设在镇邦街7号、海平路98号
   在中央交通局直接领导下,汕头绝密交通站坚持长达4年多,既为土地革命战争作出特殊的贡献,也为汕头革命斗争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1930年8月,中共闽西特委认为,应建立由汕头到潮州经大埔、永定到长汀的交通线。这是考虑到这条交通线以水路为主,既交通方便,且迂回曲折的有利条件。又考虑到汕头是华洋杂处,百业并存,华侨出入,客商往来,极为平易,不易为敌察觉。潮汕又经过国民革命两次东征的洗礼,八一南昌起义军又曾在这里建立起红色政权,群众基础较好。
   1930年底,中央调南方局秘书长饶卫华在香港建立香港交通大站,与此同时,中央交通局副局长陈刚来汕头镇邦街7号建立中法西药房分号,作为交通局直属交通站。1931年,为防止意外,作两手准备,中央交通局又派陈彭年、顾玉良、罗贵昆来汕头筹建备用交通站。陈彭年等3人接受任务后,以上海客商身份,于1931年一二月间来到汕头,并在海平路98号租到地方,选择便于为苏区筹措电器材料的行业作为掩护,开起华富电料行。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被捕叛变,汕头中法药房交通站停用,正式启用华富电料行这个绝密中转站。上海—香港—汕头—大埔—闽西—瑞金,这条山高水长路又艰的秘密交通线成为中央苏区与外界联系的主要通道。
   周恩来等经汕头安全转移到苏区
   “红色交通线”护送干部到中央苏区规模比较大的有三次。周恩来、叶剑英、项英、任弼时、何叔衡、刘伯承、肖劲光、李富春、李克农、聂荣臻、张爱萍、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李六如、王观澜、杨尚昆、陆定一、伍修权、王首道、瞿秋白等都曾经红色交通线安全到达苏区。在第二次大规模转移干部中,周恩来和邓颖超先后从上海经汕头安全转移到中央苏区。
   周恩来是1931年12月由专职交通员肖桂昌护送,从上海坐船到汕头,由交通站安排在当时汕头最大的金陵旅馆住宿。刚上楼,就发现楼梯转角处挂有一张1925年“汕头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照片,内有周恩来。交通员感到不安全,陈彭年即利用其社会关系,将周恩来转移到当时镇守潮汕的国民党独立第二师师长张瑞贵秘密开设在棉安街的内部招待所。这里不但特务密侦宪兵没来骚扰,就连公安局的警察也未敢来“查夜”,是相当安全的。翌日,才坐潮汕铁路火车到潮州,再转乘船到大埔青溪交通站。然后由精悍短枪队护送,昼伏夜行,翻山越岭,绕开地方反动民团的封锁区,到达闽西永定,12月21日安全抵达瑞金。
   邓颖超1932年5月从上海出发,同行的有项英的妹妹项德芬及其丈夫余长生,他们由专人护送来到汕头,风尘仆仆住进金陵旅馆。邓颖超1925年随周恩来来汕,曾是汕头妇女解放协会领导,为安全起见,闽西交通站站长李沛群专程从永定来汕迎接邓颖超。汕头交通站站长陈彭年,有着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他要邓颖超将头发盘成髻,装扮成城市小商人妻子的模样。李改扮成生意人,称邓颖超为表姐,是陪表姐到内地找丈夫的。陈彭年还考虑到大埔一带讲客家话,还增派一个能讲客家话的交通员相陪。在交通员带领下,直达大埔青溪,由青溪交通站派出赤卫队员护送到永定,再由闽西红军学校调来十多个学员组成的短枪护送班,把邓颖超等人直接护送到江西瑞金。

 

                               汕头老街中寻找革命旧址
   中共汕头地方组织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潮汕革命前辈英勇斗争,浴血奋战,开创潮汕革命新局面;汕头人民也汇入了革命斗争的洪流之中,历经无数次暴风骤雨的洗礼。在汕头老街,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革命旧址,无声地记录、见证着这一切。
   广东省集邮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市集邮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陈楚金是个“老汕头”,1952年出生的他,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和眷恋,他除了潜心研究汕头的历史之外,还经常穿行于汕头老街,进行采风、探访,并将看到、听到的诉诸笔端。记者在他的带领下,一起来到汕头老市区寻找革命旧址。
   原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旧址:组建中共潮梅特委会
   沿着外马路,从东走向西,陈楚金指着两处建筑物告诉记者,位于外马路的汕头市东征军革命史迹陈列馆和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旧址,在国民革命军东征时期都曾是周恩来的工作地点,记录他在汕头的点点足迹。
   汕头市东征军革命史迹陈列馆位于外马路207号,原为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旧址。该旧址为两座砖混结构的二层楼房,分东、西二楼,形式相同。先为英国人办的酒店,名曰“适宜楼”,后改为戈宝抽纱行,距今已有近百年历史。1925年11月4日,国民革命军东征军第二次进入汕头市,总指挥部、政治部设于此处,总指挥蒋介石,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曾在西楼办公,东征军政治部总主任周恩来同志曾在东楼住宿、办公。当时,东征军总政治部兼管潮、梅、惠地区的一切行政工作,推行一系列革命措施,革新政权机构,惩办贪官污吏,整顿治安,查禁鸦片。周恩来同志还在这里组建中共潮梅特别委员会,领导潮梅地区的革命运动,并为《岭东民国日报》副刊刊头题写“革命”二字,还在这里接见各界人士,大力发展工农运动,支援省港大罢工,为推动粤东地区革命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旧址:周恩来在此就任行政委员
在外马路第三小学(外马路129号)内,保存着台湾爱国志士、著名教育家、诗人丘逢甲(1864至1912年)在1901年春所创办的岭东同文学堂,这是广东省首座新式学校。而在革命军东征时期,这里还曾作为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该旧址始建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是一座五间三进祠堂的贝灰砂砖木建筑,由山门、前殿、正殿、厢房、套间、外院、里院构成,占地面积2500平方米。原拟作“同庆善堂”之用,后因房屋建成后经费缺乏而停办。至1901年,台湾爱国志士丘逢甲在此设立“同文学堂”,成为全市乃至全省新式学校之始。1925年底,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进入汕头,1926年初,国民革命政府在此设立“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周恩来在这里宣誓就任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这是第一个由共产党人主持的革命政权。1979年,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将“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旧址”公布为第二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金平区海安街道万安居委永平路2号的永平酒楼:“红色”大楼见证重要历史时刻
   位于金平区海安街道万安居委永平路2号的永平酒楼,曾见证过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永平酒楼始建于1922年。在大革命时期,汕头许多重要集会都曾经在永平酒楼举行:如1925年8月11日汕头罢工工人联欢大会。同年11月7日,国民革命军东征军在这里举行军民庆祝俄国十月革命八周年纪念大会,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和苏联顾问加仑将军都出席了大会。1926年5月1日,又在这里召开了汕头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会议宣布汕头总工会正式成立。可以说,永平酒楼是一座“红色”的大楼,对研究中国近代革命史有一定实物考证价值。
   “说起汕头市总工会当年的成立,不得不提起它的旧址。”陈楚金说,汕头市总工会旧址在汕头旧公园右巷4号。1926年,中国共产党为统一汕头市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加强工人运动的发展,于同年5月1日在此正式成立汕头市总工会。杨石魂、陈振韬等人组织领导汕头工人支援国民革命军东征、北伐,支援省港大罢工,废除工会内部行会帮派,统一工会组织,为工人争权益,促进了汕头工人运动的开展。1927年4月15日被国民党军警查封,被迫停止活动。

 

                                重温革命烈士杨石魂事迹
   杨石魂在大革命时期是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曾任中共汕头首任党支书、潮梅特委委员、中共汕头地委代理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等职。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研究员秦梓高曾为调查了解杨石魂的生平做过大量工作,还曾专程到杨石魂的家乡等地进行走访调查。近日,他向记者讲述了杨石魂全心全意为工人服务、受工人拥护、护送周恩来从潮汕成功转移往香港等感人事迹。
   杨石魂是普宁县钟堂乡人,生于1902年,他从年少时就已经显示出过人的领导才能,在揭阳榕江中学读书时曾带领学生开大会、发传单、上街游行,声援北京“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的开展,还被推选为揭阳县学生会主席、岭东学生联合会主席。
   “民众之苦,甚于祖母之痛”
   第一次东征胜利后,中共汕头特别支部成立,杨石魂任首任支书和地委工运书记,领导工人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当时汕头的工人以交通运输工人最多,他们多数是来自潮汕农村破产的农民,不但受反动把头的剥削,还受国民党警察的敲诈,生活十分困苦。杨石魂为了组织工人队伍,亲自到车行租了辆人力车去当车夫,白天和人力工人一起拉货载人,晚上就与他们促膝谈心,和工友们结成朋友,启发他们提高阶级觉悟,人力车工会很快就组织起来。杨石魂还曾到建筑工地,与建筑工人一起背水泥拌灰沙,在一起劳动中,工人们把他当成知己,选他为建筑工会代表。在出席汕头工人代表大会上,他还被选为汕头市总工会执行委员长。
   杨石魂全心全意为工人服务,公而忘私。当他祖母病危家人再三来信催促他回家时,他复信说:“我既舍身于社会,必鞠躬尽瘁为社会做事。现民众之苦,甚于祖母之痛!因社会事重,我不暇来。望谅!”后他祖母去世也没回家。
一句话平息工人互斗
   1925年以“五卅惨案”为导火线,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省港大罢工。汕头也成立了罢委会,还建立了武装纠察队,派员进驻海关,查禁仇货入市。当时汕头有个客栈联安工会,专门接待海外侨胞和进出港商客。由于罢工纠察队对进出轮船都要检查,给联安工会的接待工作带来了不便。有一次联安工会工人受到煽动,竟与武纠队的工人扭打了起来。潮梅警备司令何辑伍派人前往弹压,但都没有结果,这边停打那边又闹了起来,甚至越打越凶。
   当时杨石魂患病住在石医院,罢委会人员向他汇报这事,他给同志们说了一句话“工人不打工人!”。罢委会把这句话写成一条大横幅,署上杨石魂的名字,由人扛着到市内巡游。横幅经过的地方,冲突都停了下来,互斗就这么被平息下去了。事后何辑伍惊叹地说,“我们的枪,不如杨石魂的一句话”。可见,当时杨石魂在工人中威望之高。
   “为工人阶级服务,我死都不怕”
   1926年12月11日,杨石魂为了解决揭阳右派工会和左派工会矛盾,亲赴榕城。当晚揭阳反动分子指使流氓冲进杨石魂的住所——张园旅社,把他绑架连夜押往柳岗山洞密禁。汕头工人闻讯,立即举行示威游行,队伍来到警司要求派员解救杨石魂,否则进行罢工。但当时的警司何辑伍却支支吾吾,仅表示要电令揭阳当局放人。
   为了营救杨石魂,当时正在梅县巡视的彭湃立即前往揭阳找县长和民团头目交涉。17日,杨石魂终于被释放,但已被摧残得遍体鳞伤。第二天在揭阳各界代表护送下,杨石魂回到汕头。汕头工人在牛屠地开“欢迎杨石魂脱险归来”大会,会上人山人海,群众把杨石魂扶上讲台,他嘴角还有血痕,声音十分微弱。虽然连站立都有困难,但他仍然坚持要讲话,他说:“反动派为什么要抓我,因为我为工人阶级服务,我死都不怕,还怕挨打吗?”台下工人听后,感动得流泪,还把杨石魂举起来游行,以此表达对他的敬爱。
   护送周恩来成功转移往香港
   1952年,周恩来指示,给杨石魂烈士的父亲杨汉三复函,表彰杨老“三子牺牲,实属无尚光荣”。以此同时,周总理还以个人名义寄了200元给杨汉三以示关怀。为什么周恩来要以个人名义给杨石魂的父亲寄钱呢?原来杨石魂曾亲自护送周恩来成功转移到香港。
   1927年9月23日,周恩来率领的南昌起义军到汕头。杨石魂领导东江工农革命军接应,配合起义军,建立汕头“七日红”革命政权,维护市内治安,发动组织群众、为起义军筹集饷粮等工作,受到周恩来的好评。10月1日,起义军面临强敌包围,决定撤离汕头,杨石魂与周恩来等人撤至普宁流沙。3日,后卫部队在行进中遭敌人拦腰截断,队伍被冲散了,幸亏杨石魂及时赶到,才将周恩来等人护送到马栅村一户村民家安全掩蔽起来。后撤到陆丰甲子,周恩来原先的病情加重,杨石魂就用担架抬着他走。等病情稍有好转,杨石魂找来一条小船,护送周恩来和叶挺、聂荣臻等人平安转移到香港。船靠岸后,杨石魂还亲自背着周恩来上岸。
   关心他人 节省党费
   1928年12月下旬,党中央决定将杨石魂上调。他与爱人熊婉仙在中央交通员李沛群带领下,乘轮船前往上海。在船上,李沛群安排杨石魂夫妇住厢房,自己则睡在甲板上。杨石魂到甲板散步看到后立即叫醒李沛群到厢房同睡,而且坚持让他睡上铺,熊婉仙睡下铺,自己睡地板。而且连声说:“这样就解决问题了!这样就解决问题了!”
   到达上海后,他们一行三人到旅社住宿。李沛群想开两个房间,杨石魂却说开个双铺房就可以了,他们夫妇睡一张床,另一张给李沛群,这样可以节省三分之一的租金。他向李沛群说,党的经费来之不易,“这都是工农劳苦大众的血汗钱,我们千万不能乱花。”
   1929年2月,杨石魂被派往武汉重建湖北省委,化名林禁任湖北省委秘书长。不久后被捕,他坚贞不屈,壮烈牺牲,年仅27岁。(选自《汕头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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